1947年11月下旬，国民党反动派成立“国防部九江指挥部”，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任主任，直接掌管鄂豫皖湘赣五省国民党的军政大权，集中兵力，实行“总力战”与刘邓大军争夺大别山这一战略要地。白崇禧新调来5个整编师10个旅，加上原在大别山地区的9个整编师23个旅，共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庞大兵力，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全面“围剿”。
12月，国民党“围剿”正式开始，因黄梅居九江对岸，此时划归九江指挥部直接管辖，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前哨阵地。国民党桂系军队一个正规师和美式装备的二O三师，加上国民党黄梅县自卫队和四乡联防团，向黄梅解放区大举进攻。此时刘邓大军一部已转到外线作战，鄂东蕲黄广地区已无大军驻守和活动，黄梅本县的革命武装大部分编入五分区直属部队去了，只留下县、区干部和一些武工队，总共不过百余人，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反“围剿”斗争。
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“围剿”采用军事围攻和政治高压相结合的办法，利用地主、恶霸势力恢复反动的保甲统治。国民党黄梅县长雷鸣震充当反共急先锋，采用移民并村、乡村建立联防团和保甲建立情报组的方法，实行严密的军事封锁。同时在保甲实行“联防连坐”，企图阻止和割断共产党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，局面空前残酷。在黄梅解放区，即使是“四山”革命根据地兵力也十分空虚，加上又一度执行“县不离县、区不离区”的方针，把全县一点有限的兵力分散到各区区干队，各自为战，结果给国民党以优势兵力对根据地疯狂“围剿”，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条件。
黄梅解放区的6个区，绝大部分被国民党军占领，仅一、三、五区的一部分地区在共产党革命武装的控制之下。县委机关也没有固定地点，带着武装奔走在小溪山大古岭的崇山峻岭。县委领导分头下到各区，指挥区干队战斗。
1948年2月，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。2月20日，中原局发出《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》。2月底，刘邓大军主力开始转移，到3月底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。此时，国民党军队调集20多个整编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，向大别山解放区进一步进行更残酷的“清剿”。此时在黄梅县，国民党县长雷鸣震因反共有功，晋升调走，由胡天一接任。胡天一一上任就在孔垄召开清剿会议，制定一系列反动法案，进一步健全保甲制度和情报网络。他将县政府从孔垄迁回县城，并电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增拨黄梅军费，扩建反动武装，将县自卫大队总队由4个中队扩大到6个中队，并亲自兼任总队长。他还建立了特务军事组织县绥靖国。整顿了各乡镇的联防团，共掌握全县反动武装1000多人，配合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，亲自向“四山”革命根据地再一次发动清剿。
4月上旬，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“围剿”中，广济县革命军民损失惨重，解放区几乎全部丧失，广济县委带领一部分骨干突围转移到黄梅“四山”。鄂豫五地委鉴于这一情况，决定将黄梅、广济两县县委合并，成立中共黄广临时工委，书记徐少岩，副书记肖云、唐振华，委员还有张昭剑。工委指挥机关活动在黄梅“四山”，统一领导两个县的革命斗争。这一领导机构调整，使原来黄梅县委委员邹一清、蔡琼、刘树成、石源等一批同志，都没有参加工委领导，但是大家以党的事业为重，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，仍然紧密团结在工委的周围，带领人民群众顽强地进行反“清剿”战斗。
4月中旬，黄广临时工委撤销，恢复黄梅、广济两个县委。黄梅县委副书记唐振华来到黄梅古角山，根据当时形势，决定三、四区的区干队合并在一起行动。
在反“围剿”的艰苦斗争中，党领导革命军民顽强战斗。各级领导骨干顶着血雨腥风，站在斗争最前列。特别是南下的地方干部，处境更加困难。他们地形不熟，口音不同，最容易被敌人发觉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流血牺牲。许多革命干部惨遭杀害，很多革命群众家破人亡，一时间反革命的嚣张气焰笼罩黄梅。县委委员、第六区区委书记、随刘邓大军南下干部曹成福(河北省曲阳县人)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威吓革命人民，竞用惨无人道的手段，将曹成福的头颅割下，在县城的城墙上悬挂三日。
4月底，黄梅解放区的大部分地方革命武装集中编入军分区直属部队十四团，黄梅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马启春调任十四团团长。此时，黄梅县军事指挥部改称黄广边军事指挥部，由县民主政府副县长蔡琼兼任指挥长。指挥部将留下的全县革命武装集中组编成县武工队，队长夏保，指导员孙岱远，排长程乔老，在指挥长蔡琼直接领导下战斗在黄梅北部山区。
